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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29年初秋的一天，一辆别克高级轿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出中央巡捕房，由福州路经河南路折入法租界，然后畅通无阻地开至毕勋路梧桐树浓荫深处。车门开处，走下一位头戴礼帽、颇具风采的中年男子，此人正准备将一份刚刚获得的紧急情报交给中共地下党联络员。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沪特派员杨登瀛。
不是党员的特工人员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祖籍广东，自幼就在日本生活与求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10余年的留学生涯，使他不仅精通日语，而且对东瀛政界、经济、文化乃至民间风俗诸方面均了如指掌，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日本通。
1919年，杨登瀛回到风潮初动的上海，在一家日商洋行担任高级职员，同时以娴熟的日文为日本的一些通讯杜撰稿。1924年，他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在“五卅”的风暴中，杨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因同乡、同党关系而成为莫逆。后来杨剑虹去广东投靠陈立夫，成了陈的亲信助手，杨登瀛也就此与陈立夫等相识。就在此时，杨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事，他没有料到这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1926年的一天，他的一位朋友登门拜访，说有一个人久慕你的大名和才华，希望跟你学习日语，杨慨然允诺。这位“学生”就是共产党员陈养山。此后两人经常在一起杯酒论时局，吟诗抒抱负，而逐渐成为情投意合的密友。
1928年的初春，蒋介石在总司令的盛装之外又戴上了军委会主席和国民党中政会主席的桂冠。为巩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剪除政敌，蒋指令陈立夫建立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这个调查科就是后来与军统齐名的“中统”的前身。陈立夫在筹建中排斥异己，重用亲信，杨剑虹因此被擢为采访股总干事。为搜集共产党及反蒋团体的情报，调查科除在南京设立总部外，还拟在上海、武汉、开封等重要城市派出特派员。为了在上海这个“第二首都”建立可靠而高效的下属机构，陈立夫煞费苦心多方物色人才，经慎重考察，决定由杨登瀛出任上海特派员。于是，杨剑虹代表陈立夫两次拜访杨登瀛，正式要他出山。
此时的杨登瀛，思想处于极度矛盾之中。他看透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与腐败政治，不愿意为其卖命，但政治信仰又与共产党人有距离，因而举棋不定。此时陈养山因组织农村暴动失利而由浙返沪，暂居杨宅。杨与陈养山多次倾心长谈后，意识到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勇敢无畏，将来之天下必定是共产党的。经再三考虑，他向陈吐露了自己的心事，表示愿意为共产党提供情报。陈养山感到杨登瀛有正义感，态度真诚，便立即向党中央报告，建议抓住这一良机，与杨合作。周恩来得悉此事后十分重视，派陈赓同杨面谈。
1928年5月，一个细雨绵绵的晚上，杨登瀛依约走进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要与传奇人物陈赓会面，杨起初不免有点紧张，但看到烛光灯影里的陈赓镇定自若，言语幽默，不禁渐渐地松了一口气。双方约定：杨除为调查科工作外，还要尽快打人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租界情报机构，取得他们的信任；中共地下党派忠诚卫士连德生充当杨的保镖，进行单线联系，并每月提供可观的经费。不久，为提高杨的社会地位，地下党又破例给他添置了一辆私人轿车，并在北四川路大德里的过街楼上设立杨登瀛办事处，让中**员张红惠化名安娥任其专职秘书。
这样，国民党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专业反共特务机关，一开始就置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杨登瀛也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工人员。
巧妙打入敌核心
为博取国民党方面的信任，杨登瀛根据地下党的部署，制订周密的计划，一步步打人其核心圈。
每次陈立夫、张道藩等到达上海滩，杨便是今日“一品香”，明夜“大都会”，声色犬马，尽心招待，以巩固私人友情。当他得知张道藩在国民党内有一政敌时，便设计将这个政敌除掉，使张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站稳了脚跟，从此张对杨感激不尽，视为知己。
当然，要应付国民党特务机关，还须经常提供共产党的活动情报。经党中央特准，连德生定期将党的宣言、飞行集会的传单和《红旗》、《布尔什维克》等刊物，以及真真假假的各种情报，提供给杨。每当国民党或租界方面刚刚侦知共产党的某些活动，地下党便迅速通知杨登瀛，让他立即上报调查科。有时，地下党有意在租界内外布置一些假机关，放上几册文件，让杨带人“破获”，以作为夸耀和报功的资本。这样，在中共地下党的配合下，杨轻而易举地成为敌特机关中效率最高、能量最大的实力人物，从而取得了国民党高层的信任。不久，杨剑虹因贪污事泄和青帮内讧而自杀。但此事并未妨碍国民党对杨登瀛的重用，陈立夫亲自到上海，郑重其事地把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授给杨登瀛，上面写着：“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后来调查科主任相继由张道藩、钱大钧、叶秀峰担任，虽人事几经更替，但他们却无一不对杨登瀛另眼相看。1929年12月，陈立夫的表弟徐思曾出任调查科主任，徐也视杨为台柱，特准杨可自由支取经费，还派人常驻杨登赢办事处，以便随时转送最新的情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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